赛格广场成为华强北最显眼的地标
在这里见的最多的就是“电子”
赛格电子市场里琳琅满目的商铺
矗立在华强北街头的中国电子市场
价格指数发布电子牌
上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珠三角现场会上提出“向深圳学习”。
5月11日,东莞党政主要领导带领50多人赴深圳学习考察,明确从产业升级、自主创新等七个方面向深圳“求学取经”。
深圳为什么会成功?这被归结于他总是能发现危险,并主动涅槃迎接新生。深圳改革史上,实现了三次产业升级。每一次升级前,其城市面貌都不是非改不可。政府和民众都有很多压力和利益需要平衡,同样面临被改革的利益方的反弹,但深圳的果敢和对创新、高端人才和产业的崇拜,使他自我涅槃义无反顾。所以永远不是深圳被谁抛弃,而总是谁被深圳抛弃。
深圳升级:福田样本
深圳升级经验,不说福田等于没说。福田并非深圳产业能量最大的地区,但却是产业生态最繁杂的地区。他要面对的问题几乎是珠三角城市的共同问题,土地、环境、资源紧缺到面临枯竭,人口过多压力十分沉重。但福田的每一次应变都将这些劣势变成了动力。
冷暖华强北
这是一条只需要10分钟就可以走完的商业街。南北也就950米长,东西也才1560米,年交易超过500亿元,成为中国最富庶的街道,这就是深圳的华强北。
1994年注定是华强北的拐点。也是深圳升级的拐点,深圳由此将从一个单纯的工业城市转变为集聚高新技术产业、物流商贸为特色的大都会。
对于林建华而言,这年并不顺,他的铺子就快完蛋了。
1987年,17岁的林建华来到了已经发展5年的上步工业区。当时深圳的市中心在罗湖,上步是郊区,是一堆工厂的集合。林建华在华发北路京华电子厂的旁边租了一间不到200平方米的一楼铺面。这个小商铺是华强北的第一个商场。可是他要服务的对象却包括深圳电子总公司(赛格集团的前身)、CEC中电电子以及京华电子、桑达电子、华发电子等大型工厂。
当时,林建华的小店是惟一一个使用开放式货架销售的小店,看上去像个迷你型的超市,给打工者提供便宜的生活用品。
一年以后,赛格电子配套市场成立,华强北有了它第一个交易市场,它预示着一个“工改商”时代萌芽。
1994年,当万佳百货来了,林建华的小店只得关门。然而现在林建华感恩这个变化。林建华在华强北开了一个小排档,光是每天中午卖掉的盒饭就可以堆成小山。1995年,他的小排档转身成为名噪一时的明香酒楼。
此时各种主题商城开始通过租赁工业厂房的方式纷纷驻足华强北,而与此同时,大批工厂却向关外,东莞、惠州转移。
华强北慢慢蜕变为巨大的商圈。1998年,华强电子市场开业。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市场将在未来决定全世界的电子产品交易走向。
1999年,华强北的物业价格飞涨,铺子地段都成了黄金打造一般,一铺难求。2005年,林建华从一个饭店老板摇身变成了一家通讯城的大老板。当他的数码城刚开张,1000多个铺位一个下午全被抢光,都是排着队来争抢铺位号码。
2007年10月12日,“华强北”指数诞生。这是中国第一个电子市场的价格指数。此后,华强北那硕大的LED电子显示屏上显示的数字成为全国乃至东南亚电子市场交易的“晴雨表”。一年后,林建华的通讯市场成为华强北最大的手机市场。而此时的华强北,每天有50万人次涌入,他的电子商场占据全国市场的1/3。金融危机虽然厉害,但华强北却最先显示复苏迹象,在这里行走,依然被人挤得透不过气。
福田腾笼之战
华强北的传奇算得上福田神话之一。然而福田有这样的传奇却也经历了无数的挣扎。首先福田人必须耐得住性子,眼见着工业企业远走,带走无数的人流和庞大的GDP。
当然更可怕的就是福田玩得起“空城计”。福田区2005~2007年外迁工业和服务业企业总数达到904家,合计流失增加值就达80.53亿元。深圳将被抛弃成为深圳人集体的恐慌和担忧。与此损失伴随的是土地、资源、环境、人口“难以为继”。福田辖区建设用地仅59.1平方公里,当前开发利用率已超过90%,大型外商投资项目和新兴制造业项目难以进驻,经济持续发展受阻。
重新使用土地,事关福田的成长。
福田上沙工业区,是个创新科技园。在深圳,这个科技园的能量不算大,但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里曾经拥有16家破败的旧厂房。全部是制衣、建材等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比旧厂房更出名的则是娱乐业。大批的按摩城、洗脚城、美容机构在夜晚闪烁着暧昧的光芒。
福田为了变革行动了。他在全区摧毁了378家非法娱乐场所,这直接导致罪案发生率下降80%。大批灰色人员和非职业人群逐渐离开福田。相反正当从业人员租住比例分别上升至95%和70%。政府又投入8亿元完善公共配套设施,文化设施,从而吸引高端人才和高端企业。福田的高官亲自招商引进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南方分院,从而带来30多家手机企业,盘活了整个上沙科技园。
福田CBD时代
事实上,真正代表福田发展精神的是其总部经济。华强北因天时地利等原因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几乎都不可复制。刚刚露尖的上沙科技园,尽管模式新颖,发展仍有待观察。而福田区集聚的CBD力量却是主导福田乃至深圳未来的变革性力量。
如果说,华强北显示深圳山寨力量的伟大。那么福田的深圳CBD就可以想见深圳的高端到底有多高。这里有环球资源、瑞士ABB、COSCO、渣打银行、汇丰银行等金融巨头。也有无数高端商务基地。全区139栋20层以上高端商务楼宇成为“纳税高地”,仅招商银行大厦去年纳税金额就高达56.58亿元,“一栋写字楼流出的税收和财富就可以媲美一个小县城。”
福田已经拥有104家世界500强企业,388家国内外品牌企业的区域性总部。去年,总部企业实现增加值570亿元,同比增长14.6%,占全区GDP的38%。
而福田之所以花大气力推动CBD建设,还是因为土地太少。福田人在思考,房地产就是一锤子买卖,所以全力支持高端产业入驻。因而福田CBD的发展产生了“狄德罗的睡袍”效应——狄德罗曾经买了一身华丽的睡袍,他突然发现穿这样的睡袍不能再坐他破旧的沙发,因而他换了沙发,接着又因此换了地毯,最后整个房子都换了个新的。
因而CBD的建设使得周边的福田保税区、福强南、车公庙、梅林、彩田、八卦岭等八大片区旧工业区和城中村都进行了改造升级,这就在福田CBD周边形成了环状分布的高端产业集群,使得福田具备了区域竞争的强大动力。
专家点评
忍得住是福田高明之处
广东社科院教授丁力:福田的发展反映深圳升级的特点。它有三次革命。除了1986年以建设工业基地为特点的升级外。1994年前后,“三来一补”企业大量外迁,福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商贸物流产业为特点的革命;2004年到2005年。福田乃至深圳的第一条地铁建设以及旧城改造,由此推动的城市升级则是以金融服务业、总部经济为龙头的产业革命。
深圳福田区的改革升级并没有结束,也并非都完全做到位。他的狭窄,他曾经太多的不足,都迫使他必须改革。深圳本身的独特地理,对人才的吸引力也是其发展的条件。更重要的是,福田能忍耐。商业房地产业的巨大推动力总是地方政府极力追求的。但是福田对总部经济的崇拜,导致他在战略上比一般地区要高明一些。总是感觉不足,其实也是整个深圳能小有成绩的品质。
深圳模式:知本创新
无论是玩山寨,还是玩高科技,深圳的企业都够胆,而且从不放弃创新。于是创新就在这座拥有中国最多最强大的山寨企业的城市中慢慢滋长。深圳创新模式的成功,也在说明,创新、高科技并不神秘。以加工企业为主的城市有了知识,照样可以升级成另一个模样。
华为帝国的创新本质
华为被称为深圳企业的“四大天王”之一。他甚至有点张学友的意思,要从“天王”中突破出来,升级为“歌神”。因为他的称号已经变成“21世纪深圳最响亮的品牌”。
美国《时代周刊》评价说,华为正重复当年思科、爱立信等卓越的全球化大公司的历程,并且正在成为这些电信巨头“最危险”的竞争对手。
如果仅从年产值1100亿元,相当东莞2008年GDP的1/4来理解华为,就可能觉得因其不可复制而被吓倒。
事实上,华为的巨大皮囊来自他“墙内种树,墙外开花”的战略胜利,也是因为从领导到员工始终保持“华为的冬天还远吗”的危机意识。
对技术和知识的崇尚是华为的传统。掌舵人任正非是个学知识标兵,文革时,他居然还坚持学习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所以任正非总结华为的资本积累说:“华为在创业时期,没有资本,只有知本,华为的资本是靠知本积累起来的。”他将华为的成功归功于“知本主义”,一个华为发明的新词汇。
2002年,在任正非参观了贝尔实验室后,华为就成立了自己的预研部。其实1987年,华为诞生时,靠倒买倒卖,代理香港公司产品,混得是相当不错。没有几家同类公司会像华为那样,考虑自己研发。华为对外界宣传说,它在研发方面每年的投入为其销售额的10%。但据说华为的投入远远高于10%,任正非逼着技术研发部门花钱,你没有把钱花出去,就是你的工作不到位。华为每年将研发资金的1/3用于3G,共耗资40亿元人民币,先后有3500人参与这一研究项目,这些努力在2003年终于赢得了市场回报。
华为的知本最终使得这家民营企业击溃国有企业,乃至跨国企业,始终垄断行业。这仍然不是全部。正如深圳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城市中的翘楚,但却比任何一个中国城市都充满危机和“不自信”。
华为动不动就发表“冬天来了”的预言。这成了华为主动保持竞争力,主动创新的源泉。2001年,全球电子讯息业的困境导致华为的冬天。当时华为不少分支以偷取商业机密和他人知识产权为荣。华为果断放弃自掘坟墓的短期行为,开发光网络产品,度过第一个冬天。2004年,华为年销售额增长到315亿元,却又一次宣布冬天来临,要与跨国企业干仗。
2008年,华为又说自己的冬天来了。此时他是整个行业的垄断者,全球五大电讯商之一。某种意义上说,华为的创新是用来改造自己缺点的。然而正是改造缺点,才需要更大的魄力和智慧。
居安思危,是华为之本。正如现在深圳被大家学习,而深圳自己就又向新加坡等地学习一样。永不放慢脚步。
比亚迪:王子变形记
青蛙变王子的故事要找素材,也许比亚迪是最适合的一个。当然深圳由山寨变精英的素材,比亚迪也逃不脱。
1995年2月,冶金物理化工硕士王传福辞去公职,借了250万元就去创业。这年他37岁,还是很“不理智”。因为他要做锂电池。所有的技术和生产线都在日本。日本人一出价就是500万美金一条生产线。于是王传福领着20多个工人在深圳莲塘的一个破厂房里敲打高不可攀的锂电池。
创新其实不分贵贱,它无所不在。日本人造锂电池,必须使用无尘车间。工人只能在里面工作两三个小时。而比亚迪觉得这太昂贵了。于是他们只在车间里搞了一个无尘操作箱。工人只需用手插进无尘箱就可以制造电池。成本因而大幅降低。事实上,比亚迪60%的生产设备都是自主开发,这使得锂电池的成本比西方降低1/3。直到2000年,西方的锂电池生产线仍然需要500万美元一条,而比亚迪只需要30万到50万美元。
打比亚迪横空出世,手机电池的价格从1990年代的1000多元,硬是被降到十几元一块。把对手都气晕了。
2004年,比亚迪又在玩不可能的事情,一个造电池的公司突然要造汽车。在这之前几乎所有的外行造汽车都“死于非命”。但比亚迪的汽车造出来了,而且卖得不错,虽然这些汽车产生在模具厂里,由廉价的人工制造出来的。2007年,比亚迪的F3上市了,尽管被戏称为花冠的超级A货,但单价7万元还人趋之若鹜。
比亚迪的成功似乎显示深圳创新模式的另一种乖巧。在传统的土得掉渣的制造业上,仍可以诞生高科技产品。王传福的名言:“成功的本质都是相同的,就是创造一般情况下别人所无法实现的目标。”实际上也是深圳发展的某种异化。他与“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似乎异曲同工。
专家点评
深圳创新有英雄主义成分
深港产学研基地副主任张克科:深圳本身就是创新的产物。但做到的还不够,他的人才流失情况其实也很严重。但是深圳很早就推动和香港合作,打造“创新城市”,将创新作为一个城市的长期和谐战略。但正如中国的发展以加工贸易型的外向型经济起步,在科研和技术方面的瓶颈艰难突破,深圳也是从山寨起步。他的创新有英雄主义的成分,依靠一些天才的成长实现。华为只是深圳创新精神的一个缩影。
未来的深圳在创新方面,会更加注重制度创新,制度体系的转变作为新一轮改革的重点。制度和体系的创新作为城市创新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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